现代性建构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第49期

作者简介

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曾入选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央和教育部“马工程”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研究。2016年5月17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代表，应邀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5项；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个人学术专著6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发表论文近30篇，在CSSCI发表论文90多篇，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论文50余篇，《新华文摘》《中国社科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复印80多篇次；多次荣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省政府人文社科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

陈曙光教授优秀著作推荐

摘要

现代性起于西方，是全人类未竟的规划，也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事业。随着“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中国早期现代性之路无不以欧美为参照，西学东渐实质启发了中国的现代性事业。然而，实践不会迁就任何先验的逻辑，西方现代性话语不是“终极词汇”，回到中国自身，才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唯一正确方向。中国道路的成功代表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的出场。现代性的中国话语，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性逻辑，注入了中国的原创性内涵，承载着复杂的现代性使命。中国新现代性在现代性文明谱系中独树一帜，人类从此不再将其身家性命“系泊于某种单一的现代性”。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道路;中国话语；人类新文明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现代性是现代世界的实质、核心，是现代世界围绕着旋转的中轴。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迄今已经100多年了，其间虽历经变幻，但其整体方向始终未曾动摇。今天，中国新现代性已经展露在人类的地平线上。中国道路是中国现代性“改造世界”的最主要的实践成果。中国道路的成功代表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的出场。中国新现代性文明正是从本质论的高度揭示中国道路背后现代性秘密的学说，是在解码中国样本基础上书写的现代性的中国版本。

西方现代性的版本演化

现代化起于西方，西方享受了现代化的巨大成果，书写了现代性的经典版本，但也遭遇了“现代性之殇”。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相一致，西方现代性演化的理论逻辑大致包括四个版本。

1.启蒙时期的初始现代性。“启蒙现代性”的两大根基是理性和人(主体)，以理性对抗愚昧，以主体性对抗神性，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启蒙现代性诞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在解放人的感性欲望、对抗神性的僭越上，在冲破旧的封建秩序、开启现代民主政治上，在摆脱人的依赖性、培养独立人格上，发挥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启蒙现代性在高扬理性主义旗帜的同时，也使理性一步步膨胀:有限的理性无限化，经验的理性超验化，属人的理性实体化。现代性建构的过程本身是人类不断摆脱迷信、愚昧和专制，不断追求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过程，但现实却是如此讽刺，我们在摆脱封建专制的同时，又陷入了理性的专制之中;在摆脱封建神学统治的同时，又遭遇了理性神学的僭越;在摆脱旧迷信的同时，又制造出了新的迷信，这就是理性的实体化、绝对化、万能化。

2.工业化时期的经典现代性。“经典现代性”的两大支柱是“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以理性人为起点，以合理性为目标，理性日益工具化和世俗化。西方推崇的经典现代性模式，本质上是以造就资本现代性社会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化运动。随着工业化的展开，经典现代性日趋偏颇，走向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以GDP崇拜为表征的现代性理论，走向财富至上、忽视社会全面进步的单线发展观，走向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对抗的道路。

经典现代性是非辩证的，惯于“拿一种目标或价值和另一种目标或价值做交易”(卡洪，第294－295页)，这样虽收获了巨大的成果，也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这时期，感性欲望的解放以精神世界的贫困为代价，主体地位的提升以自我观念的膨胀为代价，人类中心地位的确立以自然的异化为代价。这时期，科学技术异化为主宰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理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力量，全面的人异化为缺乏批判维度的“单面人”。这时期，在资本逻辑僭越的背后，是两极分化、劳资对立、城乡对立;在资本全球化的背后，是东西对立、南北对立、文明冲突。西方现代性的缺憾导致了人类世界的重重危机———资本化加剧劳资矛盾，工业化加剧环境危机，军事化加剧国际冲突，城市化导致城市病，技术逻辑导致价值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是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总体性危机，是波及全球各个角落的世界性危机。随着西方经典现代性的展开，遏阻理性主义的膨胀，矫正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僭越，将“异化的人”导回正确的道路，成为时代的呼声。

中央党校景致

3.后工业化时期的后现代性。现代性在经历了近3个世纪的建构过程之后，批判的锋芒转向了现代性本身。“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反叛，解构现代性的一切规定，代之以一副反中心、反传统、反本质、反基础的面目，主张个性化、多元化、边缘性、平面化。

后现代性思潮活跃于20世纪中叶到下半叶，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兴起相一致。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后工业时代，现代性的使命已经完成，现代性的理念和原则已经不合时宜。面对现代性之痛，后现代性以经典现代性的反题出现，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走向了反现代性，在批判理性独断的同时走向了反理性。后现代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更大的片面性、更小的现实性将人类社会导向了一条更窄的路，因而不可避免地宣告了它的破产。

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或许在于，它所揭示的差异性、多元性、平面化思维方式已清楚表明:西方宗教文化和生活世界孕育的现代性方案，不可能成为统治差异性世界的单一方案，每个民族都应立足于自己的生活世界，去发展自己的现代性事业。

4.现当代反思的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也称之为第二次现代性、新现代性，它以多元理性为根基，以人本－价值理性为轴心，承认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但批判经典现代性的“固化”“简单性”“刚性”，力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拯救现代性，是对经典现代性的改革、修复和完善。

20世纪末以来，顺应时代新变化，以寻找现代性的出路为动力，西方再次萌发了重写现代性的冲动，“反思的现代性”应运而生。哈贝马斯指出，“我们仍生活在现代———而不是后现代”。(《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第103页)尽管现代性是“问题百出的”(同上，第123页)，但我们的立场是“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同上，第56页);我们的方向是对它进行修复和重建，将未竟的现代性事业进行到底;我们的重建策略是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交往理性”取代“个体理性”，以“公共领域”取代“私人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能够“拯救出现代性的规范内涵”的，终究还是要依靠他的“交往理论”。(参见哈贝马斯，第392页)不过，哈贝马斯的方案也招致了普遍的批评，比较集中的意见认为交往理论过于理想化，交往模式的构想呈现为在社会真空中进行的状态。而现实生活远非设想的那样简单，交往的实际过程往往更加复杂，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哈贝马斯自己都很难运用“交往理性”药方。

概言之，现代性从来没有统一的清单，没有贯穿到底的方案。即使在其原发地，现代性也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始终处于流变和生成之中，不断地被修复、重构、改写。然而，在西方膨胀为“世界”的同时，现代性也抹去了地域性的痕迹、西方的色彩，摇身变成了普世性的文明。中国早期的现代性探索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欧洲启发、引导的结果。

中央党校景致

西学东渐与中国早期现代性的多重变奏

任何国家，现代性建构的理论逻辑与现代化展开的历史逻辑，二者总体上步调一致、共同成长。缺乏现代性文明支撑的现代化进程是盲目的，离开现代化实践的现代性文明是漂浮的。

中国作为在封建文明时代“物质与道德”的和谐国度，绝不意味着中国有权绕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摆脱现代性文明的牵引，问题只在于中国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书写什么样的现代性文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狂飙、高歌猛进，中国却依然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小径上独自狂欢。历史从来不同情徘徊者、观望者，违背时代进步潮流，终将为时代所淘汰。1840年，帝国主义的入侵向晚清王朝展示了现代化的力量，激发了无数国人的现代化梦想。从1840年到1919年，无数仁人志士在西方现代性的启发下，提出过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方案，但都以失败告终。近代中国的百年探索，既未收获比肩西方的现代化成果，也没有形成中国风格的现代性文明。

第一个阶段，以器卫道的现代性之路。西方工业革命带来了丰腴的物质世界，光怪陆离的现代器物充斥世界市场，全球成为现代性的竞技场。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性转向。何谓现代化，洋务派的眼光首先投向了西方器物，将现代化的标准定位于坚船利炮等“物质器皿”，将“富强”置于最重要位置，将工具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选集》，第355页)以器卫道的主张，表达了器可以通道、道依赖于器的思想。洋务运动尽管一时轰轰烈烈，但实践最有说服力，甲午海战证明，兴办洋务无法通达现代中国。早年也曾怀揣实业救国理想的李达后来回忆说:“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李达文集》第4卷，第733页)

事实上，器物现代性的建构之路，远未触及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维度。西方现代性远不止表层的器物，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整体性的社会运动。器物现代化之路未免过于简单和偏颇，既抵御不了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也复兴不了中国。

第二个阶段，制度牵引的现代性之路。洋务运动失败彻底警醒了沉睡中的国人，康有为等改良派人士认识到现代化不仅是器物的，更应是制度的，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西学东渐也顺势推进到了第二个阶段。维新派著书立说，主张以西学代替中学，以新学代替旧学，宣传西方民主思想、政治制度，开展维新变法运动。光绪皇帝亲自领导了这场短暂的政治改革运动，变法领域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然而，戊戌变法终以失败告终，制度改良难以开启中国的现代性道路。

维新派刚以失败退场，革命党人又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走西方的制度现代化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外沐浴欧风美雨，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西方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中的主流。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封建帝制历史宣告终结，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还是没有找到出路。

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结局表明，将西方现代性的标准仅仅定位于制度也是浅薄的。任何制度，绝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方的现代制度体系，是在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变、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是与西方国民素质、文化基因相一致的。20世纪初，中国选择制度现代性的建构之路，阉割了现代性的丰富内涵;西方制度的简单植入，也背离了现代性本身的生成逻辑。

中央党校景致

第三个阶段，文化改造的现代性之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制度现代化之路遭遇重大挫折，西方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都被尝试了，都行不通，因为西方制度与中国的文化土壤不相匹配。制度不过是文化的外化，文化是制度的本体。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如果不变革，不从思想深处启蒙，不从根基处冲击封建主义，光靠照搬西方制度，社会是不能前进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们升华了对现代性的认识，将其推进到国民性改造和文化精神重建的新高度，将目标定格为“民主、科学、道德”。这里实际上沿袭的是西方经典现代性方案。文化改造的现代性之路尽管已经触及西方经典现代性的内核，但如果不懂得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不懂得现代性无法从外部输入，只能从内部长成的历史辩证法，中国的现代性就永远不可能独立出场。

西学东渐客观上促成了西方现代性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引发了中国现代性的冲动，成为涵养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没有西学东渐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性文明，绕开了西学东渐及其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文明。伴随西学东渐，西学成果大量进入中国，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心理结构和认知结构，古典中国的清晰图景渐次模糊。同样，伴随西学东渐，中国人的“现代”观念初步确立，中国早期现代性或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无意地以欧美形态为参照。当然，在“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019－1020页)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下，试图不经历实践的反复选择、比较和检验，一开始就绕开西方的现代性逻辑是不切实际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直至20世纪初叶，现代中国仍未出场，现代性文明仍显稚嫩，现代之“骨”仍未长成，这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处境。此时的中国，传统标准已经退出，现代标准尚未确立，中国现代化事业究竟路在何方?历史在选择，人民在选择。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回到中国自身”：现代性建构的中国道路

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近代以来，中国深受西学东渐的濡染，走的是“被动输入型现代性”之路，“中国的现代性是没有中国的现代性，它只是在地域意义上重新复制一个西方。”(高思春、杜东辉)以器卫道、制度牵引、文化改造的现代化之路都是沿袭西方的标准，从不同方面复制西方的现代性成果，缺乏中国之“骨”。其实，尽管西方现代性启发了中国，但它没有在结构上规定中国现代性的内容。1840年以来的西学东渐史，最大的贡献不在于我们是否依循西学指引的方向，找到了中国的现代性方案，而在于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现代性是多元的，没有“终极词汇”，不存在一元的现代性方案，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只能返回中国自身。

“回到现实本身”，这是现代性建构的基本原则。现代性建构不是一项技术工程，而是思想的事业，其主旨在于切中并揭示社会现实。何谓“现实”，按照黑格尔的理解，一方面，现实绝不是浮现于表层的经验事实，而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黑格尔，第177页);另一方面，现实(本质)不是现成的、僵硬的、凝固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切中社会现实，关键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那一度中间去，把握必然。“现实”的本质不在精神的实体或思辨的理念之中，而在感性的实存之中。我们不能先验地赋予一个国家某种现代性框架，即使其内容多少是合乎理性的。“外部反思”只会误入歧途，“内部自省”方可通达现代性的彼岸。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现代性方案，这不是“外部反思”可以完成的任务。将西方的现代性方案上升为普遍性的“历史哲学理论”，上升为“万能钥匙”，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是完全乌托邦主义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0－731页)

“回到中国自身”，这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唯一选择。现代性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开创更好生活的历史－实践筹划。中国有自己的世界，中国应当成为现代性的一个肯定陈述。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不同于西方，新教伦理滋养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文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新教伦理存在着结构性、本质性区别，这只能说明中国不能发展出西方的现代性文明，绝不意味着中国被剥夺了通往现代化的权利，中国文化传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现代性的文化阻滞力。美国学者柯文指出:“近代化取向(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所采取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于比较全面公平地理解中国近世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柯文，第152页)然而，在西方中心论统治世界的背景下，不是所有人都能懂得这个简单道理。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并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现代本身亦即不同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文明之间的差异，揭示出这一道理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

中央党校景致

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深刻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进程，深刻影响了世界现代化的叙事结构，也深刻改写了西方定义的现代性话语。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才摆脱了外部反思的路径依赖，不再游走于西方一侧，中国自身才成为一个肯定的陈述。《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新现代性的标志性起点。该著关于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论断，道明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立场:中国不是西方，不能遵循西方进路谋划中国的事。

自从明确了中国立场，中国的现代性话语才逐渐清晰。一是重新书写民主革命的现代性话语。民主革命是各个国家现代性事业的序曲。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民主革命具有世界性意义，民主革命的西方话语上升为全球的主导话语。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深受西方话语规范与价值的影响，但残酷的事实警醒了中国共产党人，“外部反思”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决不仅仅从属于一般的抽象原则，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革命道路不是“十月革命模式”，不是中心城市暴动，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性事业在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上成功揭开了序幕。二是重新书写政治制度的现代性话语。民主革命的一个核心诉求、成功标志正在于建构民主政治的现代秩序。中国的现代性价值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方案，关键是什么样的方案才是切中中国现实本身的。中国作为民主革命的“后来者”，民主政治无需拘泥于西方的制度模板，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样子”。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外部输入的君主立宪制、三权分立制的结局都验证了这个原则———回到现实本身才有出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事业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是重新书写发展模式的现代性话语。发展是现代性的主题，然而，通往现代化的路却是充满悬疑的:一方面，西方以其强大的物质内容和现代化成果为支撑，西方发展模式获得了世界性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西方发展模式在后发国家中鲜有成功的案例，又极大地动摇了西方模式的统治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宣告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性=西方性”的偏颇和错误，人类历史开启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多元现代性时代。

概言之，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在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之后，已经基本摆脱学徒身份，摆脱“外部反思”“先验植入”的思维路径，成功书写了现代性的中国版本，这是一种独立于“欧美现代性”的新现代性。中西之间也从“传统/现代”不同时空的对立，转换为“中国/西方”不同现代性文明的差异。

中央党校景致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现代性话语的中国贡献

当代中国正走向“更现代”的未来，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立足中国本土，造就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性社会，书写中国的新现代性。现代性可选择，今天的中国正自信地向世界提供“另一种现代性”，另一种选择。

第一，超越西方的现代性逻辑。现代性不等于西方性。但也必须承认，西方是现代性的发源地，现代性价值是西方给定的，西方性是中国现代性建构无法摆脱的外部语境。我们所说的“超越”，不是绕开西方现代性的一切价值，而是规避西方现代性弊端，让现代性说中国话。如果说“资本构成西方现代性之最基本的支柱”，如果说西方现代世界“是由资本为其奠定世俗基础并为其制订根本方向的”(吴晓明)，那么，中国现代性究竟如何对待“资本”就成为了一个首要的问题。中国的现代性逻辑，其超越性不在否定资本，而在于:第一次绕开了资本主宰劳动的历史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第一次摆脱了以“资本”为底座的西方政治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制度体系;第一次否定了“资本逻辑”所带来的两极分化、社会撕裂、阶级冲突的发展代价，确立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奋斗目标;第一次摆脱了“资本”驱使下的殖民道路和丛林法则，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立场;第一次走出了由“国际资本体系”所圈定的发展轨道，摆脱了依附发展的历史宿命，实现了从世界边缘到舞台中央的华丽转身。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完全有资格、有能力揭示其中蕴藏的现代性密码，有资格、有能力在吸纳西方精华之后开启更为壮丽、健康的现代性之路，有资格、有能力“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对应的中国原理”(沟口雄三，第94页)，为规避西方现代性之殇、书写新型现代性文明作出中国贡献。

第二，注入中国的原创性内涵。中国新现代性不是西方的翻版，现代中国本身并不是西学东渐的成果，中国现代性也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中国新现代性肇始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以社会主义为性质定向的现代化运动中逐渐生成，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中走向成熟，具有鲜明的原创性特点。中国新现代性，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源于社会主义的性质定向，源于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源于对西式现代性的积极扬弃，归根结底内生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和独特语境。正是多重因素合力孕育了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现代性的首要特征，中国现代工业文明是中国新现代性的物质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新现代性的内在灵魂，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制度体系是中国新现代性的社会形式，中国道路是中国新现代性的实践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现代性的理论居所。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代表着这种新现代性日渐成熟，正在崛起为比肩西方、具有原创性意义的人类新文明和现代性理论的新形态。

中央党校景致

第三，承载复杂的现代性使命。相较于西方现代性，中国新现代性解答的时代课题不一样，承载的历史使命也不一样。中国社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准确地说处于“半现代”阶段。它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组合，它有着从接近远古的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最大限度地胡乱包容着许多时代和各种生活”。(赵汀阳编，第2页)“在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新现代，顺序出场，而在中国却共时出场甚至倒序出场”(任平):一方面，当下中国正在大力推进西方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另一方面，中国又与西方一道迎接信息社会、数字时代、休闲社会、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由于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国新现代性的使命异常复杂———既要完成中国式的理性启蒙，又没有充裕的时空纠缠于启蒙现代性;既要完成经典现代性的任务，又要避开西方现代化的陷阱;既要看到前现代从未走远、现代化仍在途中，又要兼顾后现代社会局部来临的事实;既要推进以产业经济为基础、工业文明时代为背景的第一次现代性，又要问鼎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信息时代为背景的第二次现代性;既要补上历史上落下的现代化课程，又要引领现代化的未来发展。

第四，开创壮丽的现代性前景。中国新现代性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有须臾不可分开的两面，“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鲍曼，第10页)。西式现代性之误在于，彰显一面忽略另一面。我们无意抛弃西式现代性的一切方面，但将竭力避开西式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开辟更为壮丽的现代性前景。在这里，现代性之“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同上)。比如，个性与共性互为补充，边缘与中心相互包容，物质丰腴与精神富足正向匹配，感性幸福与道德信仰相互支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同成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得益彰，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相互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经济增长中心论升级为社会全面进步，工业化升级为新型工业化，市场化升级为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程序民主化升级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市民社会原子化升级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城市化升级为统筹城乡发展，人类中心主义升级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概言之，中国新现代性，是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哲学逻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这种现代性逻辑的外化。

中央党校景致

在21世纪，作为不同于欧美现代性的东方版本，中国新现代性将为人类展开无限可能性，全世界从此不再将其身家性命“系泊于一种单一的文化或现代性”(罗沃萨姆)。过去，人们一直翘首以盼西方之外的选择，今天，来自东方的现代性已经出场，它动摇了西方经验支撑的西式现代性的至尊地位，动摇了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的“真理”权威，动摇了基于西式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普世”地位，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现代性在途中，我们无意终结现代性的未来发展;现代性可选择，我们无意垄断现代性的一切真理;现代性有边界，我们不谋求中国现代性统治世界;我们始终坚信，现代化是相似的，却各有各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鲍曼，2002年:《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

[2]高思春、杜东辉，2014年:《“以中国为方法”———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思》，载《福建论坛》第3期。

[3]沟口雄三，1996年:《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李甦平、龚颖、徐滔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哈贝马斯，2004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5]《海德格尔选集》下卷，1996年，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

[6]黑格尔，2009年:《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

[7]卡洪，2008年:《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

[8]柯文，2017年:《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李达文集》，1988年，人民出版社。

[10]罗沃萨姆，1998年:《后殖民性:新现代性的挑战》，黄语生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3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12]《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13]任平，2010年:《脱域与重构:反思现代性的中国问题与哲学视域》，载《现代哲学》第5期。

[14]吴晓明，2006年:《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载《学术月刊》第2期。

[15]《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1997年，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6]《薛福成选集》，1987年，丁凤麟、王欣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7]赵汀阳主编，2000年:《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文章丨《哲学研究》2019年第11期

图片丨大有公社微信公众号

排版丨思想先声编辑部